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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市纪念改革开放40周年研究系列③|中国发展道路政治经济学的新创新与新境界

2019/9/11 17:24:14

上海市纪念改革开放40周年研究系列③|中国发展道路政治经济学的新创新与新境界

以经济增长和转型事实为语境和素材

 

中国发展道路的政治经济学立足于中国国情和中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实际,提炼和总结中国经济发展的规律性成果,将实践经验上升为系统化的经济学说,不仅推进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新发展,而且丰富西方发展经济学理论。中国经济改革是一个庞大的叙事,如何向学术界提供一个清晰的理论线索和分析框架,这是中国发展道路政治经济学的主要任务,着眼于中国伟大的改革开放实践和卓越的增长成就,运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和现代经济学的分析工具,对改革开放40年来发展道路全过程进行鸟瞰式考察和学理性梳理。

 

中国经济取得了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增长奇迹和顺利转型,不仅使中国人民走上了富强道路,也为其他发展中国家提供了改革和开放的成功范本。40年前的1978年,中国是一个典型的穷困落后国家,40年后的今天,中国经济总量稳居世界第二,增长了225倍,占世界经济总量的15%。2017年我国GDP净增8.35万亿人民币,相当于澳大利亚2016年的GDP总量。40年前的1978年,中国人均GDP156美元,尚不及当时撒哈拉沙漠以南非洲国家的三分之一。40年后的今天,人均GDP近9000美元,成为世界上名副其实的中等收入偏上的国家。党的十九大提出了未来30年的发展蓝图:从2020年到2035年,“再奋斗十五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从2035年到本世纪中叶,“再奋斗十五年,把我国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中国发展道路政治经济学就是以举世瞩目的经济增长奇迹为素材的。

 

以坚持两个“毫不动摇”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为前提

 

党的十六大提出“毫不动摇地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毫不动摇地鼓励、支持和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这是由我国社会主义经济的性质决定的,是中国发展道路政治经济学的基本前提。社会主义经济的一个基本特征就是以公有制经济为主体,这也是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经济制度的基本内容。这一基本经济制度是我们党把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基本原理同当前中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具体国情相结合,艰苦探索得出的重大理论成果。公有制经济保证了社会主义的性质,而非公有制经济体现了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经济,为中国经济的持续发展提供了不竭动力和创造力。

 

中国的社会主义市场化改革采取的是渐进式的改革道路。市场化改革的启动采取的是增量改革策略,从“体制内改革”的尝试——扩大国营工业企业自主权,到“体制外改革”的突破——从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到经济特区,再到体制内国有经济与体制外私有经济的“双轨制”。增量改革获得成功和经验之后,对市场化改革进行“整体推进”。党的十八大报告进一步提出,“保证各种所有制经济依法平等使用生产要素、公平参与市场竞争、同等受到法律保护”。

 

以要素解放和配置效率提升为逻辑和框架

 

1.中国农村改革解放了劳动力要素和其他农业要素

 

农村改革40年来,我国实行了以家庭承包经营为核心的农村经营体制改革、以农村税费改革为核心的国民收入分配体系改革和以促进农村上层建筑改革为核心的农村综合改革,这“三大改革”极大地解放了我国农村的生产力。在坚持稳定农村土地承包关系的同时,积极稳妥地推进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尤其是土地“三权分置”制度改革,给予了农民参与土地流转的信心,有利于农业规模化经营和农业经济效益的提高。农村劳动力从农业部门向工业部门转移,这一过程既提高了劳动力资源的配置效率,又推动了中国工业化进程的加快,还通过改变人口空间分布促进城市化进程。

 

2.国有企业改革解放了要素配置权

 

通过对国有企业实行放权让利,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实行股份制公司制改制,到改革国有资本经营预算制度,从管企业向管资本转变,再到对国有企业实行分类改革和监管。采取循序渐进的增量改革模式具有“帕累托改进”的性质,最大限度降低了改革的阻力。体制外改革倒逼和“增量改革”模式有效推动着国有企业改革的深入。体制内国有企业改革从未停顿过。从20世纪90年代以股份制为核心的现代企业制度改革,到十八大以来分类推进国有企业改革、健全现代企业制度、完善国有资产管理体制,积极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

 

3.金融部门改革解放了资本要素

 

资本配置效率依赖于利率市场化和汇率市场化。从理论意义上讲,中国已经基本完成利率市场化改革;从实践意义上讲,未来中国还需要继续完善利率的定价机制、报价机制与传导机制。人民币对外价格市场化就是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的市场化。无论是汇率制度本身还是汇率的浮动区间,中间价形成机制和汇率管理方式上都有了重大改变,人民币汇率市场化的进程明显加快。

 

4.地区开放释放了要素配置的国内空间

 

改革开放后,我国实行了非均衡协调发展的区域战略,沿“经济特区—沿海开放城市—沿海经济开发区—内地”逐步形成全方位开放格局。沿海优先发展让高梯度地区先行改革开放,引进更多外资和技术再逐步向内陆等二、三级梯度地区逐步转移,这也是区域梯度转移理论成功实践。非均衡发展战略之后是21世纪后的区域总体发展战略。区域发展总体战略依据东、中、西地区的比较优势进行功能定位,推进区域协调发展,尤其是形成更加有效的区域协调发展新机制。

 

5.对外开放释放了要素配置的国际空间

 

从4个经济特区到沿海14个开放城市,再到沿长江经济带和内陆全面开放,其对外开放的空间格局不断拓展延伸,使得各地区充分利用自身的要素禀赋吸引外资流入。对外贸易与外资流入使得中国得以纳入全球化的空间大格局中,一方面,来自发达国家的先进技术、各类创新要素流入可以弥补中国要素结构中的短板,刺激国内加速高端要素的自主培育;中国注重吸引外资、鼓励用劳动密集型的“中国制造”换取国外先进技术和管理经验,产业结构向高技术密集型产业转型升级。另一方面,中国企业和各类创新要素通过参与跨国投资和贸易,也将促进其他国家的要素结构改善,从而实现了中国要素在全球范围内实现配置优化。

 

以习近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为新境界的理论创新

 

中国发展道路政治经济学的新创新和新境界是党的十八大以来伟大改革开放实践中形成的,集中体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提出的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对于经济问题的论述。

 

1.农村改革的理论创新——乡村振兴战略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是党的十九大作出的重大决策部署,是新时代农业现代化的总抓手。一方面,提升农业现代化发展质量。以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加快构建现代农业产业体系、生产体系、经营体系,提高农业创新力、竞争力和全要素生产率。另一方面,强化乡村振兴制度性供给。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建立健全城乡融合发展体制机制和政策体系,加快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

 

2.国有企业改革的理论创新——现代企业制度理论

 

国企改革的重要创新就是分类推进改革并推进公司制股份制改革,发展混合所有制。一方面,将国有企业分为商业类和公益类。通过界定功能、划分类别,实行分类改革、分类发展、分类监管、分类定责、分类考核。另一方面,健全公司法人治理结构,建立健全权责对等、运转协调、有效制衡的决策执行监督机制,完善资管为主的国有资产管理体制。

 

3.金融部门改革的理论创新

 

实体经济是金融的根基,金融是实体经济的血脉,为实体经济服务是金融立业之本。深化金融体制改革,增强金融服务实体经济能力,提高直接融资比重,促进多层次资本市场健康发展。防止发生系统性金融风险是金融改革发展的永恒主题。金融风险和金融脆弱性是影响金融稳定的重要因素,要求建立起完善的金融制度框架,加强金融调控和监管。

 

4.中国区域协调发展的理论创新

 

以“一带一路”建设、京津冀协同发展、长江经济带发展为引领,形成沿海沿江沿线经济带为主的纵向横向经济轴带,塑造要素有序自由流动、主体功能约束有效、基本公共服务均等、资源环境可承载的区域协调发展新格局。 区域协调发展的根本在于深化要素空间配置,实现要素在空间上的自由流动,促进地区间产业结构优化。

 

5.中国对外开放理论的创新

 

新时代中国对外开放理论包括全面开放新格局理论和更高层次开放型经济理论,全面开放新格局要求形成要素和商品“引进来”与“走出去”双向流动开放格局、陆海内外联动格局(沿海开放与内陆沿边开放相结合)、东西双向开放格局(向发达国家开放与向发展中国家开放相结合)。更高层次开放要求推进贸易强国建设,实现多边开放与区域开放相结合,促进贸易和投资自由化便利化,创新对外投资和贸易方式,推动开放型经济加快由要素驱动向创新驱动转变。


作者为华东师范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部副主任,华东师范大学经济学院院长、教授,本专栏由上海市哲学社会科学学术话语体系建设办公室、上海市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办公室支持

主编:王多